原标题：老兵本色：老英雄、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部张富清纪事   

　　老英雄张富清再次穿上军装，精气神依然十足。 穆可双 摄

　　解放战争时期，张富清立功时的报功书。 穆可双 摄

　　张富清荣获的“人民功臣”军功章(左)和一枚纪念章。 穆可双 摄

　　张富清与老伴孙玉兰相依相伴几十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穆可双 摄

　　虽已95岁高龄，张富清依然坚持读书看报，图为张富清阅读《中国国防报》。 穆可双 摄

　　这个家面积不大，80多平方米，黄色的油漆墙，斑驳褪色，但窗明几净，井井有条。阳台上的一盆盆花，整齐得像一列士兵。

　　坐在旧沙发上的张富清老人，面色红润，衣着整洁，一条空空的裤管，用橡皮筋扎着。裤子的颜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江南北常见的那种蓝。

　　交谈时，老人思路清晰，手势有力，看不出已95岁高龄。他的左手，常握住那截短短的裤管，也许是支撑身体，也许是88岁时因病失去这条左腿，至今仍未适应。

　　他爱笑。一笑，光洁的脸庞瞬间挂满孩童般的烂漫，如清澈的湖水泛起涟漪。不笑时，目光里依然透着军人的凛然。

　　解放战争中，张富清炸毁、攻占敌4座碉堡，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

　　新中国成立第6年，他转业到湖北省来凤县工作，此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立功的事，老伴不知道，儿女们不知道，孙辈们更不知道——“只知道他当过兵”。

　　2018年底，因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张富清不得不拿出证书奖章，意外成为“网红”。

　　面对记者，一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就哽咽：“太多了！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我有啥好显摆的……”他用手抹去泪水，老伴孙玉兰忙递上纸巾。

　　采访鲐背之年的老英雄，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满心敬惜，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当你慢慢读过去，能看到千军万马、波澜壮阔，能体悟为什么“共和国是红色的”。

　　“解放”，明白为谁打仗

　　张富清出生在陕西省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大哥夭折，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因为生活困难，张富清长到21岁时还很瘦小。

　　1945年，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打长工的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因为羸弱，他被关押近两年，后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当杂役，目睹其种种劣行。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的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

　　换上新军装，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国民党官兵又抢又赌，团长一夜能赌输全团的军饷。而解放军“很仁义、很规矩”，从不拿老百姓东西，借什么一定归还，损坏了赔新的；如果老百姓不愿意借，决不勉强……

　　张富清从小就听说过共产党、向往过共产党。亲眼看到的一个个细节，让他震撼：竟然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盼的！”两支迥然不同的军队对比强烈，让“解放战士”张富清下定决心：“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

　　“一加入解放军，我就没怕过死。”入伍后，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时间不长，瘦小的张富清精神面貌大变。

　　勇气与意志，源自真枪真刀的磨炼。他发现，连队每次执行任务，共产党员敢冲锋、敢硬拼，不犹豫、不躲闪——他真心钦佩这些“老同志”。

　　壶梯山一役，是张富清走向英雄之路的“成人礼”。

　　1948年7月，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进至陕西澄城以北冯原镇、壶梯山地区后，因发现我军设伏，迅即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位于冯原镇的壶梯山，长约7公里，地形险要，守军敌第28旅第82团构筑了一个个暗堡，企图成为“啃不烂”的骨头。

　　第2纵队啃的正是这块骨头。暗堡前，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去炸掉它！”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

　　壶梯山暗堡的模样，他至今记得：高约1米，地面以下挖得深，敌人从射击孔中疯狂扫射，死死封锁住我军进攻线路。

　　“解决这样的暗堡，在上面扔手榴弹不行，必须从侧面接近，从射击孔塞手榴弹进去。”在火力掩护下，伴着“嗤嗤”的子弹声，张富清时而匍匐，时而跃进，迂回往前冲。

　　靠近后，他拉开手榴弹引线，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轰”的一声，机枪顿时哑了，战友们起身冲上来。

　　那天是8月8日。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而他却称之为“轻伤”。

　　“当时，您真的不怕？”

　　“真的不怕。只想着炸掉它，没感到怕。”张富清回忆说。

　　“你越不怕死，说不定真死不了；要是畏畏缩缩，敌人就会把你打死。”这是他悟出的辩证法。战场上，信念是信仰者的冲锋号，勇敢是无畏者的护身符。

　　当日16时，我军向壶梯山发起总攻，全歼敌第28旅第82团，致使整编第36师防御支撑点坍塌，全师动摇。一怒之下，胡宗南将其师长革职留任，旅长、团长撤职关押。

　　此役至关重要。张富清当时并不知道，高度关注战况的彭德怀，竟顺着电话线，找到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指挥所，抵近观察。

　　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韩城、澄城、合阳。澄合战役宣告胜利，党中央致电祝贺。

　　张富清荣立一等功。他获得的军功章，简单粗糙，却弥足珍贵。他仔细包好，装进背包。

　　入伍后仅4个月，作战勇猛的张富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70多年来，这两个名字，深深刻在他的脑海。

　　突击，随时准备“光荣”

　　此后，“枪不离肩马不离鞍”，战斗一场接一场。突击，成为党员张富清的首选与常态。

　　每次连队布置突击任务，他都报名。手一举，就意味着准备受伤、准备牺牲。这些，他都想过了。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情愿牺牲，牺牲了也光荣！”

　　他的战功，次次来自突击，如：“在东马村代(带)突击组六人，扫清敌人外围，消灭了少数敌人，占领敌人一个碉堡，给后续部队打下缺口，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

　　如果当时能留下照片，突击组长张富清，应是这个样子：脸熏得像锅底，目光敏锐坚定；肩挎冲锋枪、身背炸药包、腰上插满手榴弹；军衣上，血迹斑斑，烧得到处是洞；赤着双脚，鞋，常在突击中跑掉；四周，是摧毁的工事、烧黑的黄土、纵横的尸体。这是记者连续3天面对面采访张富清后，在脑海还原的画面。

　　“那时，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太阳一晒，很臭。饿了，找到啥吃啥，不管上面有没有血。”张富清说。对他来说，死都不怕，这些算什么。

　　最大的考验，是永丰镇之战。

　　1948年11月23日，敌第76军南撤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25日下午，在我军追击下，该部主力逃回永丰镇，困兽犹斗。

　　永丰镇，“围寨高而坚固”。敌第76军军长李日基，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形成支撑点。

　　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集中第2、第3纵队主力，围攻永丰镇。战至26日晚，我军肃清外围据点，迫使敌第76军万余人麇集于土城内。

　　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敌人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27日晨，我军发起的“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

　　27日黄昏，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署，第2纵队、第3纵队独立第2旅担负攻歼永丰镇敌第76军的任务。

　　张富清所在6连担任突击连。之前，部队伤亡很大，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

　　是夜，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上去。张富清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

　　依旧清瘦的他，浑身是胆，携带1支步枪、1支冲锋枪、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

　　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趁着夜色，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他第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排子弹飞过去，令敌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个。就在这时，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不觉得疼，只觉得闷”。

　　打退敌人后，他伸手一摸，发现满头满脸是血。原来，头皮被子弹犁开。如果子弹飞低一寸，自己肯定“光荣”了。

　　迅即，敌人又涌上来，他再次将敌打退，并接近碉堡。他用刺刀挖开泥土，先放置几颗手榴弹，把引线连在一起，上面压炸药包，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雾，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从跳下寨墙那一刻起，他就没准备回去，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腾起。无限的勇气，让他打出了自己都惊讶的战绩：炸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数箱弹药。

　　“痛快！”

　　一放松，他才感到伤口剧痛，吐出一口鲜血。他满口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松，3颗大牙当场脱落，其余的后来陆续掉光。

　　此刻，总攻尚未开始，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紧握钢枪，“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凌晨3点，冲锋号响。拂晓，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

　　那一仗，我军全歼敌第76军军部，俘获军长李日基。

　　战役结束，张富清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晋升为副排长。表彰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

　　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长征”，何惧山高路远

　　1949——中国时间进入崭新纪元。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对张富清而言，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正如《保卫延安》所写：走！打！是生活中的一切。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

　　番号的改变，折射着时局的发展。新中国的桅杆，已刺破海平面。与西柏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是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

　　在1949年5月至7月“陕中战役、扶眉战役经过图”上，一段段红粗箭头，标注着第2军的战斗路线，东起蒲城，途经泾阳、咸阳、兴平、扶风，西至宝鸡。

　　8月5日那天，“一野”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

　　各部队冒风雨，忍饥饿，连续奔袭。“那段日子，除了打仗，没记起在哪个地方停过。”张富清回忆说。

　　并不是神兵天降。路，是一步一步丈量；仗，是一场一场拼杀。张富清和战友们，日以继夜，攻城拔寨，风卷残云。

　　7月底，“一野”三路大军陈兵陕甘边境，直指平凉——宁甘两省的咽喉。队伍中的张富清，第一次走出陕西。至此，八百里秦川，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新中国成立那天，张富清跋涉在进军酒泉的路上。喜讯，是两天后听到的。“新中国成立啦！”他和战友们格外高兴，举枪高喊！

　　新中国成立第4天，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号召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酒泉至喀什，2500多公里，要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当时，新疆尚无铁路，公路极差——有人说，这支红军部队，开始了“第三次长征”。

　　挺进途中，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他的内心也如这战歌，激昂、欢快。

　　当时，他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在吐鲁番过冬后，教导团徒步1600多公里，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征”，比此前的“幸福”多了。张富清说：“到哈密后，再没打过光脚板。以前，没鞋穿是常事。”他的脚底老茧又厚又硬，“赤脚不影响行军打仗”。

　　不光有了新军鞋，还有了新军装。“部分官兵换上黄色的新军装，还有了新棉衣。”而全体换装，是到了南疆以后。

　　吃饭，终于都用上碗了。此前，尤其是奔袭途中，开饭时，炊事员都是把食物或往军帽里、或往衣襟上、或往几片树叶上一扣，大家边吃边走。

　　即使是用汽油桶烧开水，也成了他的“幸福点”。“到喀什后，能经常洗衣服了，用开水一烫，烫死的虱子漂一层……”半年后，军衣上才没了“小动物”。

　　新疆，揭开新的历史一页。教导团到疏勒后，也迎来一边开荒、一边建营房的激情岁月。在“大草湖”，张富清和战友们搭起帐篷，拉开“军垦第一犁”。

　　然而，1953年初，部队领导找到张富清说，上级准备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入朝作战，问他是否报名。

　　“新中国不容侵犯，我去！”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随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和几十名战斗骨干，迈开双腿，再次出发。

　　从新疆到北京，是张富清的又一次“长征”。一行人，背着面粉做的坨坨馍，星夜兼程。沿途，公路仍很欠缺，有车时就坐一段，大多时候是徒步。

　　那一趟，走了一个来月，万千山岗、风雨冰雪都经历了。途经鄯善，遭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一行人蒙着纱布才能睁开眼睛、辨识路线，行进极其艰难。

　　“路上缺水，在补给站装一壶水，渴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干得口鼻出血，有人还晕倒过。”张富清回忆。

　　“到北京后，我感到很疲劳，吃饭不大吃得进去，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彼时，朝鲜战事已经缓和，这批待命出征的战斗骨干在京休整。

　　从“山连山川连川”的陕北，到“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南疆，再到首都北京，张富清走了多少路！新中国，是打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

　　缅怀，眼里常含泪水

　　张富清第一次到北京，组织上安排这批战斗骨干游览名胜古迹，观看文艺演出。而他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禁想，如果新中国成立那天，能现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聆听毛主席讲话，该有多好！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感到无比欣慰：打那么多仗、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苦，还几次受伤，新中国成立了，值啊！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战友。1950年，他所在的第2军教导团组建边卡营，接管边防一线哨卡。此时此刻，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保卫新中国，使命同样艰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太多了”——他总是用这3个字，来感叹牺牲的数量，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

　　他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一次突击，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一次战斗，连队就少很多战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他的心便特别沉重。

　　他的老部队——5师14团，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途中，“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受冻牺牲130人，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

　　场场血战，永生萦怀。永丰战役，他所在的2营6连，一夜就换了8个连长，全连几乎打光了。战斗结束后，他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越是铁骨，越是柔肠。每当清明，他都避开亲人，遥望远方，一个人静悄悄地待一会儿，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任凭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是幸福的！”擦干眼泪，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更充满继续奋斗的豪情。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一声令下，深爱部队、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纵怀着万般不舍，也毅然脱下军装。

　　1953年7月，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干部。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一，留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二，回陕西老家；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亲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么多仗，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日夜思念。

　　“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从内心讲，我想回陕西老家，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到艰苦地方去。”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恩施偏僻艰苦，最需要干部。他一听，就要求到恩施。随后，他又到了来凤——因为在恩施，来凤地处鄂、湘、川交界，最偏远。

　　“为什么？”

　　“那里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心头涌起的，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

　　1955年1月，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从武昌到巴东，然后赶往恩施。当时，从恩施到来凤，坐车要走一整天、“两头黑”。

　　“凤凰来仪”之地来凤，虽有美丽传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织”。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孙玉兰，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虽小他11岁，但认准了这个军人。他们在武昌结婚。

　　到来凤，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个岗位“权力很大”。

　　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

　　当时，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供应，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意见很大，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

　　“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张富清解释说。

　　“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

　　“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他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

　　驻村，“比打仗都难”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虚。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穿，“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3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的多，可刚开始，社员并不欢迎他。他们认为张富清是“区里来的干部”，干不了农活，是来添乱的。他组织生产，有人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没力气干活。”

　　张富清琢磨着：要打消社员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打扫院子、挑水……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春风终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他和他们，“已如土地和庄稼”

　　十年浩劫，张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挨过整，虽然已年过半百，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去驻村，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77年，国民经济好转，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

　　路，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上任时，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

　　修路时，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他说：“党员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

　　冬季农闲，是修路的好时机，但空气湿冷。为加快修路进度，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动员。

　　每天天刚微亮，他就起床，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哪里难修，他就赶到哪里。

　　没有专业工具，就用农具开山挖土，靠肩挑背驮运石头，修路基。碰到大石头，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节省着一点点炸。

　　施工强度高，粮食却很少。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顺口溜”：“早上浑个个，中午剁一剁，晚上现场和”，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路终于修通了。虽然是条泥土路，但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

　　那些年，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

　　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尤其是桐油，“浓度高，色泽金黄，粘之可扯成丝”。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却“吃”错了方向，没用好这棵“摇钱树”。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经验，办起林场。此外，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

　　两年后，汗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还打出了“来凤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来凤”的广告。

　　1979年夏，随着一纸调令，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离开大山，回县城任职。消息不胫而走，群众依依不舍。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一时间，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公社连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不要来人太多。

　　即便下了通知，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开门，仍满眼是人。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着吃的东西……

　　令他泪湿双眼的，何止这一次！当年，他被打倒，停发工资，断了生活来源，但早上一开门，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悄悄送来，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谁送的。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20年间，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自己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除了任务重、路途远外，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哒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

　　2012年4月，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医生最后诊断，必须高位截肢。

　　“不截行吗？”

　　“您要腿还是要命？”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截了肢怎么干啊！”

　　“您都离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事要做？”

　　“我虽然离休了，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我认识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帮上不少忙呢……”

　　“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从手术台上下来，张富清暗自伤感，“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干不了，还要拖累子女？”

　　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张富清依然乐观，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积极配合治疗。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张富清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包，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经过近一年锻炼，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楼下楼，上街买菜，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

　　说起张富清“不给组织添麻烦”，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

　　“去年，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手术前，我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李甘霖说，“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选了同样价位的。”

　　“为啥不选个好一点的？”

　　“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就选了。”张富清说，“我都休息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节约一点是一点。”

　　张富清珍藏着一枚奖章。

　　奖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个金色大字，下方刻着“西北军政委员会颁”，颁发时间是1950年。有博物馆希望收藏，张富清说：“现在还不舍得，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

　　他珍视“人民功臣”的荣誉，却从未把自己当“功臣”。从部队到地方，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人民”二字，永远写在前面、刻在心上——作为一名老兵，这是他的初心、他的坚守、他一生奋斗的源头。(记者 杜献洲 邵薇安普忠 柴华 何武涛 通讯员 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