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抗日烽火熔铸的晋察冀文艺

1945年《晋察冀日报》刊发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泽东将其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照片由王律提供

罗工柳创作的木刻版画《马本斋之母》 照片由王律提供

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大文工团团员合影，内有艾青（后排左1）、贾克（后排左2）、周巍峙（后排左5）、舒强（三排左1立者）、贺敬之（三排右3）、陈强（三排右5）、、胡沙（二排右1）、颖敏（前排左1）等 照片由王律提供

田间《抗战诗抄》 照片由王律提供

《晋察冀画报》 照片由王律提供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0月，晋察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心怀理想，激情迸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像涓涓溪流，源源不断地汇入晋察冀广阔的抗战洪流中，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苍茫逶迤的太行山、燕山，在滹沱河、永定河、滦河、桑干河两岸，渤海之滨，以笔为武器，英勇奋战在抗战第一线。这是一支星光璀璨的文艺大军：周巍峙、成仿吾、邓拓、孙犁、田间、艾青、沙飞、沙可夫、周立波、沙汀、康濯、杨沫、杨朔、魏巍、萧也牧、萧军、萧三、周而复、秦兆阳、管桦、贺敬之、吴伯箫、刘白羽、何其芳、穆青、吕骥、曹火星、李劫夫、王莘、彦涵、崔嵬、丁里、胡可、凌子风、陈强、田华、雷烨、仓夷、曼晴、梁斌、李英儒、徐光耀、冯志、雪克、邢野、刘流……他们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崇高的革命品格、坚毅的英雄气概、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为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激荡人心的抗战文艺画卷，犹如一座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鼓舞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诗歌和戏剧是晋察冀抗战文艺最为活跃的艺术形式。

晋察冀诗歌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晋察冀诗歌发展。1938年12月，从延安奔赴晋察冀的东北文化干部队成员钱丹辉、蓝矛、叶正煊等，成立了晋察冀第一个诗歌团体铁流社。1939年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开赴晋察冀，在延安诗歌运动中成绩斐然的战地社，随之扎根于晋察冀。1941年7月3日，以田间、邵子南、魏巍、陈辉等为执委，田间为主席的晋察冀边区诗会成立。1943年1月1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其间，由邓拓、张苏、于力倡议，成立燕赵诗社，社长为聂荣臻司令员。战地社和铁流社是晋察冀诗歌创作的两个重镇。战地社以邵子南、曼晴、方冰为代表，以晋察冀边区第一个诗刊《诗建设》为主创阵地。铁流社以钱丹辉、魏巍为代表，以《诗战线》为主创阵地。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主力的晋察冀诗歌组织紧紧团结了田间、邵子南、钱丹辉、萧三、曼晴、史轮、方冰、戈焰，雷烨、魏巍、蔡其矫、姚远方、章长石、徐明、邢野、流笳、鲁藜、林采等一大批诗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晋察冀大地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创作热潮。最为显著的诗歌创作热潮发生于1939年8月，《诗建设》为纪念延安街头诗运动一周年，发起了创作1000首街头诗的活动，编辑出版了《粮食》《战士万岁》《文化的民众》《在晋察冀》《街头》《给自卫军》《力量》《冀中街头诗选》等诗集。

墙头诗以其通俗性、简易性、鼓动性和号召力，成为早期晋察冀诗歌重要而独特的表现样式。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村村落落的院墙屋壁，道路两旁的石壁、土崖、大树上，到处书写着鼓舞人心的抗战诗篇，这些多数没有署名的即兴创作，成为激励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号角。

街头诗是晋察冀诗歌的主体。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街头诗运动发轫于延安，兴盛于晋察冀。被闻一多称为“时代鼓手”的田间是晋察冀街头诗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认为在自己一生的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鼓舞军队和人民的斗志”。他的第一本街头诗集《战士万岁》收入的60首诗歌，是1939年4月2日至8日完成的。那时，他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仅仅3个多月。魏巍是街头诗的挚爱者，他曾追忆道：“一踏进某一村庄，就察看那村子的土墙壁……在土墙上写到太阳落山又写到月亮升起的时光。”长期战斗和生活在晋察冀的杨朔，在1942年结束边区文化考察之后，对蔚为壮观的街头诗创作洪流感触颇深：“到处可以看到街头诗，这些诗采取短俏的形式，运用民谣的韵律，使用活生生的民间语言。描写战争、反‘扫荡’、民主政治、志愿义务兵，以及一切和战争相连接的斗争生活，这些诗人绝不高坐在缪司的宝殿里，凭着灵感来描写爱与死的题材，他们已经走进乡村，走进军队，使诗与大众相结合，同时使大众的生活诗化。”

在数以万计的晋察冀抗战诗歌中，《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乡村的布尔什维克》《祝山——为勇敢的人而作并献给十月革命节》（田间）、《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孙犁）、《黎明风景》《晋察冀的大山》（魏巍）、《狼牙山五壮士》（邓拓）、《共产党员》《白毛女》（邵子南）、《红羊角》（钱丹辉）、《冀中之歌》《青纱帐》（远千里）、《纺棉花》（曼晴）、《柴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等作品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对于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广大群众，戏剧是组织教育他们最为形象具体、便捷有效和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由于现实的迫切需求，晋察冀根据地创立不久，在边区所属的部队和乡村，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成立的剧社（团）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1938—1940年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共有大型剧社（团）25个、村剧团1000多个。抗敌剧社、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挺进剧社、大众剧社、抗战剧社、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工团等部队剧社（团）是戏剧创作和表演的主力。其中，抗敌剧社建社最早、历史最长、力量最强、活动范围最广、创作成果最为丰硕。

在晋察冀边区戏剧发展初期，由于缺乏优秀的创作人才，原创戏剧较少，有影响的剧目为数不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戏剧是1939年12月华北联大文艺部戏剧系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联合演出的大型歌话报《参加八路军》。这部由华北联大文艺部戏剧系主任崔嵬编剧，吕骥、卢肃作曲，崔嵬、丁里导演的剧作对边区歌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晋察冀边区持续开展的如火如荼、有声有色的群众戏剧运动，培养了众多优秀剧作者，推动了晋察冀戏剧创作的繁荣。据《晋察冀戏剧创作编目》不完全统计，个体创作剧目372部，集体创作剧目270部，《王秀銮》（傅铎）、《子弟兵与老百姓》（丁里）、《我们的乡村》《李殿冰》（刘萧芜）、《李自成》（邓拓、梁斌等）、《戎冠秀》（胡可）、《李国瑞》（杜烽）、《把眼光放远一点》（胡丹沸）、《我们的母亲》（胡苏）、《灯娥记》（崔嵬）、《穷人乐》（集体创作）等优秀剧作，代表了晋察冀抗战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它是真正的史诗般的文学篇章”

以强烈的真实性、新闻性、时效性、鼓动性和战斗性为特色的报告文学在晋察冀文艺中占有重要地位。1938年3月20日，李芬创作的报告文学《泛滥着的血流》在晋察冀第一个刊载文学作品的刊物《红星》创刊号上发表。1938年10月26日，晋察冀抗战文艺第一块文艺阵地——《抗敌报》文艺副刊《海燕》创刊，发表了东方的《谈报告文学》，并将报告文学列为该刊首要征稿内容。大力倡导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晋察冀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的周巍峙给予晋察冀报告文学高度评价：“真实，使其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形象，令它享有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它是真正的史诗般的文学篇章。”

“史诗般的文学篇章”的创作者，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从大后方和延安到晋察冀参观考察的刘白羽、雷加、金肈野、韦明、周立波、周而复、沙汀、何其芳、李公朴、杨朔、吴伯箫、马加等；晋察冀边区各文艺社团的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康濯等；八路军总政治部以及各通讯社、报刊社的新闻记者雷烨、沈蔚、林朗、仓夷、周游、魏巍、沈重、张帆、穆青、肖白、夏风等。他们不畏艰辛，不惧牺牲，热情地投身于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中，真诚地记录着晋察冀军民英勇而不屈的抗战历史。《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周立波）、《最后一颗手榴弹》（田间）、《黄土岭的夕暮》《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周而复）、《华北敌后──晋察冀》（李公朴）、《聂荣臻在晋察冀》（邓拓）、《雁宿崖战斗小景》《狼牙山的儿女》《燕嘎子》（魏巍）、《风暴代县城》（康濯）、《纪念连》（仓夷）、《冀中宋庄之战》（周游）、《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沈重）、《赶集》（杨朔）、《记贺龙将军》《老百姓和军队》（何其芳）、《雁翎队》（穆青）、《记杨成武将军》（袁勃）、《萧克将军在马兰》（雷烨）……都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诞生的重要而优秀的作品。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文学集，首次向外界形象地宣传了晋察冀军民真实的战斗和生活，提高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和影响。1938年夏，身在香港的沙汀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地告别舒适的生活，相约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不久，他与何其芳跟随120师挺进神往已久的抗日最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1939年底，在重庆，又陆续创作了《老乡们》等12篇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报告文学。

“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一次群众真正成为文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伟大实践，以文学的样式，生动、鲜活地反映了1941年5月27日发生在冀中根据地的人与事。这次活动收到稿件5万余篇，经编委会40位编辑4个月的辛勤工作，初选3500篇，再经王林、孙犁、李英儒精选233篇，共计30余万字，于1946年6月以麦秸纸油印出版。时任冀中军区政委、冀中区党委书记的程子华在《冀中一日》初版题词中赞誉道：“《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抗战初期，小说形式以墙头小说和小故事居多，内容较为单薄，手法较为粗简，相较于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发展较为缓慢，“地位全被新闻特写所代替”（郭沫若语）。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成熟的小说创作队伍，二是残酷紧张的战况和繁重的政治宣传任务挤压了作者的创作时间，三是小说篇幅易长，不宜在报刊发表，四是发表作品的阵地较少，在晋察冀边区创办的50多种报刊中，发表小说的仅有《抗敌报》（1940年11月8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和《红星》（1938年6月改名为《火线》）。

晋察冀边区最早发表的抗战小说是路一创作的《马老婆子的血也沸腾了》，作品刊登于1938年3月20日出版的《红星》创刊号上。为了节约版面，易于阅读，早期的小说以墙头小说为主。第一篇发表的墙头小说是塞东创作的《祖国的孩子》，刊载于1938年10月7日的《抗敌报》，这也是《抗敌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早期较为优秀的小说有《邢兰》《丈夫》《琴和箫》《女人们》（孙犁）、《“二百五”和他的枪》《“卖布的”区长》《老石的经历》（康濯）、《月黑夜》（杨朔）、《第十三粒子弹》（周而复）、《我是区长》（萧也牧）、《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秦兆阳、丁克辛）、《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梁斌）、《新队长》（李英儒）等。1943年之前，晋察冀中长篇小说创作相较于短篇小说创作，发展更为滞后，邵子南的《胜利》和丁克辛的《武委会主任》是硕果仅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丢掉了千万个脚板印》《深山冷雨之夜》（丁克辛）和《在平原上》（王林），由于条件所限，最终难以面世。1943年之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晋察冀小说创作进入井喷式发展时期，《荷花淀》《芦花荡》（孙犁）、《腊梅花》《灾难的明天》（康濯）、《退租》（萧也牧）、《农村和土地》（梁斌）、《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战斗班长》（远千里）、《五月之夜》《腹地》（王林）等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出的丰硕成果。

“一支支射向敌人的文化利箭”

报刊是培育、繁荣文艺的沃土。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创办的报刊共100余种。《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冀中导报》《晋察冀抗战文艺》《晋察冀音乐》《晋察冀戏剧》《晋察冀美术》《诗建设》《诗战线》《战地》《边区诗歌》《文艺通讯》《晋察冀文艺》等报刊成为一支支射向敌人的文化利箭，犹如一把把“民族的号筒”（聂荣臻语）激励鼓舞着广大军民英勇奋战在抗敌前线。《晋察冀画报社社歌》形象描绘了当时报刊在对敌斗争中的价值以及报人们火热的战斗生活：“我们是文化艺术的劳动者/我们是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员/我们用双手大脑劳作/我们用笔杆、机器作战/生产精神的食粮/制造文化的枪弹/开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田园/劳作呵/从日出东山到星光满天/战斗呵/黎明冲破了黑暗/我们的歌声飘扬在太行山。”

在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日报》创办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创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报社主任，沙飞为副主任。4个月后，聂荣臻大胆任用了一位年轻人出任报社主任，他就是被聂荣臻称为“野菜书生”、因学术著作《中国救荒史》而广为人知的青年学者邓拓。1938年4月10日，邓拓正式走马上任，开始了十年游击办报的艰苦历程，那一年邓拓年仅26岁。

《晋察冀日报》是晋察冀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阵地。从1938年创办第一个文艺副刊《海燕》始，共开辟了《战地文艺》《文艺界》《老百姓》《晋察冀艺术》《子弟兵》《鼓》《副刊》等20余种副刊，总期数达600余期，发表小说300余篇，诗歌400余首，文学通讯、报告文学等散文类作品5000余篇，歌曲50余首，美术作品200余幅。

1941年4月17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联合主办《子弟兵》副刊。“子弟兵”这一称谓，以强大的感召力逐渐传至全国，并成为民族精神谱系中的重要标识。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认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共产党随即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同年，19岁的曹火星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5年9月12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首次刊登在《晋察冀日报》。1950年，毛泽东将其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2年1月1日与1945年10月8日，《晋察冀日报》首次分别发表了由方冰作词、劫夫作曲的《歌唱二小》和牧虹、卢肃1943年5月创作的《团结就是力量》。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首次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军民“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6月15日，在平山县里庄，《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对外正式宣布《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从创刊到终刊，《晋察冀日报》历时10年6个月零3天，出版2845期，“尽管敌人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那么危急，斗争那么残酷，但《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聂荣臻语）。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以刊登摄影作品为主的综合性画报。1942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5周年，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带领报社全体人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平山碾盘沟村出版了第一期《晋察冀画报》，聂荣臻在题词中写道：“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晋察冀画报》的编辑出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海外，引起巨大反响，有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民的形象和地位。

抗战文艺精神：一面永远猎猎飘扬的旗帜

抗日烽火熔铸的晋察冀文艺，是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发动民众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战略方针，生动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的要求，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革命品格、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内容，所运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形式，引领了解放区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发展，对中国文艺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扬、艾青、丁玲、萧三、贺敬之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和以成仿吾、邓拓、田间、康濯、杨朔、魏巍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文艺家，在晋察冀解放区，高举延安抗战文艺精神和晋察冀抗战文艺精神的大旗，引领着解放区文艺迈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创作的《人民的城》（艾青）、《赶车传》（田间）、《王九诉苦》（张志民）、《送参军》（贺敬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白求恩大夫》（周而复）、《红石山》（杨朔）、《老头刘满囤》《歪脖子兵》《炊事员熊老铁》（秦兆阳）、《雨来没有死》（管桦）、《十八匹战马》（王林）、《枪》（胡可）、《龙烟的三月》（草明）、《孔家庄纪事》（吴伯箫）、《弹今吹古录》（萧军）、《铁路工人歌》（吕骥）、《民主进行曲》（李焕之）、《反内战大合唱》（王莘）、《新农会歌》（刘沛）、《平北速写》《夫妻识字》（古元）、《没有土地的人们》（蔡若虹）、《毛主席浮雕像》（王朝闻）、《春耕》（马达）、《狼牙山五壮士》（彦涵）等文艺作品，在中国红色文艺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从晋察冀走出的孙犁、魏巍、杨沫、康濯、梁斌、徐光耀、李英儒、管桦等作家，激情满怀，饱蘸笔墨，以手中的笔，重温那段令国家、民族和个人无法释怀的抗战记忆。《风云初记》《山地回忆》《吴召儿》（孙犁）、《平原烈火》（徐光耀）、《老桑树下的故事》（方纪）、《苇塘纪事》（杨沫）、《小英雄雨来》（管桦）、《战斗在滹沱河上》（李英儒）、《地道战》（李克、李微含）、《好大娘》《我和小荣》（刘真）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标识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为理想而矢志奋斗。

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习贯彻文艺“双百”方针活动与文艺界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活动掀起全国性的文艺创作高潮，在晋察冀成长起来的作家再次成为中国红色文艺创作的主力，《红旗谱》《播火记》（梁斌）、《战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刚》（刘流）、《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敌后武工队》（冯志）、《小兵张嘎》（徐光耀）、《狼牙山五壮士》（邢野）等作品，把那段激昂的历史以及曾经战斗生活在那段历史中的人民，经过艺术的升华，凝结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集体记忆。

晋察冀抗战文艺及其所影响下的红色文艺以其坚忍、昂扬的人民性、革命性、斗争性，生动诠释了革命文艺的本质特征，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所特有的精神品格，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深植于每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理、思维、情感和观念中，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早已凝结成中国精神的内核，像一面永远猎猎飘扬的旗帜，引领着中国文艺不断走向繁荣。

（作者：郑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郑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