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
李大钊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封面。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望道
山东广饶县《共产党宣言》纪念馆收藏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独秀
1848年2月24日，英国伦敦一家印刷厂运出一批小册子，单本只有23页。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字斟句酌，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浑然不觉，吃得满口尽墨，还赞说“甜”。
真理的味道，当然甜！这个青年叫陈望道，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方块字闪耀着《共产党宣言》的光芒，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国，让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陈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
那天，陈独秀正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由他主创，内容是五四运动的延续：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6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结果，“西服白帽”的陈独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却还要等上半个世纪。
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长居英国，文章误认他为英国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马克思”。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是，且不说《大同学》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这样零星的转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反响。
最先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蕴含力量的，倒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马克思的中文译名，还有麦客士、马克司、马陆科斯、马尔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光看这些文章，恐怕很难想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当做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包括陈独秀，在五四前期还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论、进化论并列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的脑子也没闲着。他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陈独秀头戴毡帽，借了件厨师的背心穿上，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两人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党史上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而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也颇有因缘，他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实为旧交相知。
《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老渔阳里2号二楼的厢房为陈独秀、高君曼夫妇的卧室，一楼的厢房和客厅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
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
李汉俊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是他担任编辑的《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创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仅仅一年时间，《星期评论》就发表了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又把《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引见给陈独秀。
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在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但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曾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热忱。
戴季陶和李汉俊都有留日背景，两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见如故。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戴季陶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
戴季陶还曾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不赞同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上就不能认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戴季陶选择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转身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投机生意。惨败收场后，他辗转回到孙中山身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季陶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成了坚决的反共派。即便是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戴季陶仍进言反对，甚至曾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之时，戴季陶在广州服药自杀。
1920年，初见陈独秀时，戴季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对陈独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词。陈独秀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也大为嘉许。戴季陶住在老渔阳里6号，与陈独秀的住处非常近，两人几乎朝夕相处，极为亲近。
彼时，戴季陶正在为一个夙愿物色人选。
留学日本期间，戴季陶曾经阅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之击节赞赏。创办《星期评论》后，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购买的《共产党宣言》，想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但再读之下，戴季陶深感力不从心，知难而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放眼当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区区数十人，谁有这个资格？
邵力子给戴季陶推荐了一个小同乡：“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当时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陈望道的外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的。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还有几个名字，原本有机会早于陈望道留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
其一是李伯嘉，又名李泽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这样记载：《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
其二是罗章龙。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加入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辖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宣言》。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仅在内部传阅。
但是，无论李泽彰译本还是罗章龙译本，都没有正式出版，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两个版本的翻译质量与陈望道译本更无从比较。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这个节点上，历史选择了陈望道。
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而且亲自写信，替《星期评论》约稿，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随信寄去了戴季陶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
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陈望道29岁，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还没有写出《修辞学发凡》、主编《辞海》这样的皇皇巨著，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时的陈望道，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也刚使用不久，他原名陈参一。
陈参一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村，自幼聪慧，1915年留学日本。在《陈望道自述》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而最后，“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据曾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回忆：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陈望道年轻气盛，性格火暴，还有个“红头火柴”的外号。也就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师风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谓“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第一师范有个学生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抨击封建礼教。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一师风潮”得到全国文化教育界声援，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还是离职了。“红头火柴”陈望道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主动离职，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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