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致安年科夫的信》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读完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后,随即致信俄国作家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就后者于同年11月1日对他如何评价《贫困的哲学》的咨询进行回复。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基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经济学与哲学理论,并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之间,是马克思在确立唯物史观之后运用其基本原理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理论斗争,对后来具有鲜明实践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创作18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这封信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致安年科夫的信》的写作背景
《致安年科夫的信》的批判对象蒲鲁东,是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工人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家,“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代表就是蒲鲁东”。1844年,马克思流亡法国巴黎,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与蒲鲁东建立私人联系。尽管马克思从未毫无保留地肯定蒲鲁东的理论,但他此时仍赞赏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反思社会问题。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神圣家族》中面对鲍威尔的批判为蒲鲁东作辩护。1846年5月5日,马克思从布鲁塞尔致信蒲鲁东,邀请蒲鲁东来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法通讯员,却遭到了拒绝。蒲鲁东的拒绝可以归结为各种原因,但根本上是因为“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同年10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这部著作的核心思路就是运用他所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来实现对经济范畴的重新组合,进而消解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的现代社会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用抽象的理论代替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而其理论无法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提供科学的方法。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将蒲鲁东的新作品《贫困的哲学》称作“很坏的书”。这一评价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在理论上有诸多谬误,更因为这本书在实践上会给工人运动带来危害。
在写《致安年科夫的信》之前,马克思已经在经济学、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三个方面有了相应的理论积累。第一,马克思在1845年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次系统研究,其思考反映在《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等文本中。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审视资产阶级社会,看到了与个体劳动为主的手工业社会不同的机器大工业社会,这为他批判蒲鲁东的脱离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们的理论困难,他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观念论哲学家“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所以当他们运用理论来解决具体社会实践出现的难题时,会出现水土不服,并产生理论赝品。“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用商品来比喻理论,指出这些哲学家在介入德国实践时,会模仿(英法理论)造出虚假的商品(德国理论),由此说明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正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需要的。第三,马克思在1846年的几封信中围绕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选择展开讨论,为《致安年科夫的信》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导向。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如何科学地指导实践成为马克思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批判了以抽象道德说教为核心实践方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给蒲鲁东的信中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应当通过“以文字形式表现的社会运动”来摆脱民族局限性。通过这些书信交流,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建立科学世界观的必要性,而科学世界观的建立正好可以通过批判蒲鲁东这位在当时工人运动中有着一定影响力的理论家来完成。
《致安年科夫的信》的理论贡献
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重点并不在于具体的经济学问题,而是聚焦二人对哲学历史观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正是在对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历史观的非现实性。在信中,马克思回应了安年科夫,认为蒲鲁东在经济学研究上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哲学,相反,蒲鲁东错误的哲学理论源自他对现实的现代社会经济的不理解。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不再像早年一样用哲学把握社会历史,而是关注理论是否建立在对现实的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研究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之所以要诉诸黑格尔式的无人身的普遍理性,是因为他无法解释“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与之相对,马克思则从社会形式出发阐发了唯物史观,说明了不由个人意志随意转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并不脱离人类活动,而是应当经由经验予以把握的物质生产的现实过程。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理论的非历史性。根据唯物史观,“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都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但蒲鲁东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没有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并将从中抽象出来的“财产”等经济范畴视为自然的、永恒的,进而也就只能对其进行教条的批判。
最后,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对矛盾的错误理解。在辩证法的思维中,矛盾是发展的动力。蒲鲁东模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表面形式,却未能洞见蕴藏在社会现实中的历史内在矛盾及其扬弃过程,而是试图通过对经济范畴进行重新组合的观念论哲学来消解矛盾。马克思对此的评论是:“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现代社会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并不是蒲鲁东在普遍理性中发明的新公式,也就是说这些矛盾不可能达成蒲鲁东所期望的那种调和。以资产阶级社会中竞争和垄断的矛盾为例,蒲鲁东试图调和二者,但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已经使得竞争和垄断在动态的经济运动过程中相互生成,“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而只有扬弃现存的所有制,才能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与垄断来消除二者的矛盾。
《致安年科夫的信》的实践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形成。从这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就面临着如何将唯物史观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各国工人运动、探索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所以,当今天的我们再次阅读180年前马克思写给安年科夫的信时,我们不仅要看到马克思对蒲鲁东在理论层面上所作的批判,还应关注这封信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第一,马克思通过对唯物史观具体性原则的强调,揭示出理论指导实践应具备的认识论前提。《致安年科夫的信》在文本内容上的一大特征就是多次出现定语“一定的”,马克思以此强调生产力、各种社会关系乃至历史发展阶段都是“一定的”。一方面,“一定的”指出社会存在的暂时性、历史性,因此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不能从抽象的、永恒的范畴出发,而应该坚持以具体社会历史为前提。另一方面,“一定的”指出人们实践活动的条件限制,即实践不仅仅是改变现状,同时也受限于一定的实践前提即人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并不为人们所决定,因为它们是之前人们的实践活动留下来的结果。简言之,这种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开展现实活动的认识论原则,将助力社会主义实践提升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
第二,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揭示出理论指导实践应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理论要变成物质力量就要说服人,而要说服人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据此,理论如何介入、指导实践之所以会成为难题,就是因为思维与存在并不绝对同一。而无论是蒲鲁东,还是他所模仿的黑格尔以及整个近代观念论哲学家们,之所以难以从“解释世界”进入“改变世界”,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总还是从对社会历史的“旁观”出发。从旁观转向行动就需要从“行动者”的角度发扬历史主动性,并在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中建立正确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这使他既不满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状,又不希望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不是因为其在抽象思维上具有优越性,而是因为其本身就是“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总之,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总结《致安年科夫的信》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第一,在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上,《致安年科夫的信》阐明了唯物史观指向“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性原则,使我们将唯物史观理解为蕴藏在具体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哲学方法,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助力。第二,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维度上,《致安年科夫的信》为回答理论如何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揭示了认识论前提与政治立场,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唐瑭,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唐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