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问之道，是一生的信仰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现代科技发展史反复印证着一个道理：许多新技术的突破，归根结底都依赖材料的新发展。复合材料由两种或多种材料组合而成，能取长补短，在性能和功能上实现跃升，既满足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的严苛要求，也能广泛应用于能源、船舶、海洋、交通与土建等行业。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和这种材料打交道了。

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偏偏选择复合材料？说起来，无论是当初攻读结构力学专业，还是后来转向复合材料研究，最根本的动因只有一个——国家需要。这也是我做学问以来一直恪守的原则。

1938年我出生在大连，那时东北正处在伪满洲国统治之下。日本人横行霸道，学校强迫中国小孩儿学日语，直到日本投降。母亲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刻在我心里：“现在，咱们有自己的国家了！”上学后，心里便埋下两个念头：一是为国家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我要发奋读书、多学知识。

中学时，我读了许多介绍钱学森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到祖国，为航天和国防事业立下赫赫功勋。1959年高考填报志愿，我偶然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简章，近代力学系主任正是钱学森先生。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修改了原来的志愿，报考了中科大近代力学系。

进了学校，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大师云集”。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严济慈……一批顶尖科学家亲自给我们授课、开设科技讲座。钱先生公务繁忙、科研任务极重，却仍为本科生开设“星际航行概论”等课程。他讲课时，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细节都极为较真，多次告诫我们：“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同时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大学5年，我只回过一次家，课余时间几乎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那段埋头苦读的岁月，不仅让我收获了知识，更让我学会了如何获取知识、如何理解科学精神。我逐渐意识到，科学上还有太多未知的问题等待解答，暗暗下决心，要为之奉献一生。

毕业后，我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外派访问学者，我有幸赴海外学习。“中国人应该有志气，不能什么都依赖外国。”身在异国，我激励自己，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导师的实验室里见到一种“黑不溜秋”的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导师说，它的性能和铝合金差不多，但轻得多。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钱先生讲过的话：“对航天器来说，每减少1克重量都是贡献。”我想，要是我们的航天器能用上这种材料，结构重量就能降下来，有效载荷就能提上去。那一刻，我决定把研究方向扩展到复合材料领域。

1982年，我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和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理由很简单：国家在困难的时候把我们派出去，我就要为国家出力。回到祖国，我要建立自己的团队，培养一批属于中国的复合材料研究人才。

彼时，我国航天事业正面临材料更新换代的迫切需求，但国内对复合材料性能应用的认知还很有限。实验室设在教学楼的地下室，老师和学生挤在走廊隔出的一间办公室里，拿着学校拨给的5000元科研经费，我领着几个人艰难起步。

有好心人劝我：“这条路太难，不如换个容易出成果的方向。”但我和团队的决心从未动摇。我鼓励大家：“我们做的是国家需要的，只要做出成果，一定能得到重视。”

不懈的坚持终于换来回报。数十年来，我们解决了热防护材料与结构中的关键理论与技术问题，突破了材料超高温力学性能测试等多项技术瓶颈，成功研发了多种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率先开展了智能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在航空航天和基础设施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

在日常科研中，我始终谨记钱先生的“三严”教诲。尤其是当选院士后，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熟悉领域的科研鉴定会，坚决不参加。

我深知，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任何细小的差错都可能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甚至更大的损失。这条规矩，我守了一辈子。

做科研绝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必须依靠团队协作。因此，我始终把培育人才梯队、布局学科未来放在心上。我培养学生，也讲究“复合性”——招研究生不限制本科专业，材料、力学、机械、物理方向的统统都招。我鼓励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尝试。在我的课题组里，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经费使用，年轻人都有较大的自主权。为了让学生多出成果、崭露头角，在与学生合作发表研究成果时，我都坚持把学生的名字署在前面。

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乐。作为教师，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如今，我的团队里走出了3名两院院士、50余名国家级领军人才，大批毕业生扎根一线，服务航天国防。看到他们成长起来，我比自己得奖还要高兴。

如今，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依然“战斗”在科研工作一线。只要身体允许，我希望能一直工作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学问之道，于我而言，从来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生的信仰。

（杜善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本报记者张士英采访整理）（杜善义 张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