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宣言》版本。前排两册分别为陈望道译本的1920年8月版和9月版。

陈望道

1961年，上海市各界庆祝五一联欢会，毛泽东主席与陈望道（前排左三）亲切交谈。

毛泽东批注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故居收藏的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经过“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他回忆，“一师风潮”后，“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信，可以说正中下怀。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其所著的《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显然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

　　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在这之后，还有过“巨影”“魔怪”“怪影”等众多的译法。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抱于胸前，出得屋来。

　　正是谷雨时节，天地间春花灿烂，新生萌动。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没等他给《星期评论》投稿，却先收到了《星期评论》发来的电报。电报并非催稿，而是邀请他去上海任该刊编辑。于是，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于1920年6月兴冲冲地赶到了上海。

　　没想到，陈望道到《星期评论》报到的第二天，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停刊了。这让戴季陶也大感意外。他原本打算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州，请陈望道来是代替自己主编《星期评论》。前一天见到陈望道，还在“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结果，这一“哭”，提前哭了《星期评论》的夭亡。

　　陈望道没当成《星期评论》的编辑，但是不要紧，陈独秀邀请他到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出版遭遇波折，未尝不是好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受《星期评论》之邀，但最终，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没有在国民党的刊物上首发，还是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出版。

　　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

　　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自然鼎力支持，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它竖排平装，略小于32开本，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

　　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陈望道后来在回忆：“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其中一本通过周作人送给了鲁迅先生。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本。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

　　此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等出版机构纷纷再版，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累计重印了17次。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宣言》印的更多，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过程始终与中国革命历程紧密相随。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面临着凶险的处境，《共产党宣言》也成了能招致杀头大祸的禁书。但是，正如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之下，仍在广为传播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经历了腥风血雨，留存下来的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弥足珍贵。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第一版，也就是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的1920年8月版，当时只印了1000本，目前全国发现的仅11本。几乎每一本书发现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是冒着砍头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的，有的是冒着战火从倒塌的房屋山墙中抢出来的。鲁迅纪念馆藏本，就是当年陈望道送给鲁迅先生的原版。

　　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几乎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的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八名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一年后，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陈望道，人在上海，参与了“一大”筹备，也被选为“一大”代表，却与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

　　据陈望道回忆，他未参加“一大”，主要是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筹备“一大”期间，陈独秀和李汉俊因经费问题发生争执，牵扯到陈望道。陈独秀指责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权，想当书记，并把这样的言论以书信散发，影响很坏。

　　陈望道本就有“红头火柴”之称，脾气暴，点火就着，与陈独秀爆发了激烈争吵，愤而分道扬镳，并提出脱离组织，因此未能参加“一大”。

　　不过，陈望道并没有马上脱党，他还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他在会上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见证此事的茅盾曾著文回忆：“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此后，陈望道就从一位革命者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终成一代语言学大师。

　　他也确如自己所言，不在党内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继续为党工作。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陈望道都受邀出任校领导，以党外身份为党工作。

　　1952年11月，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他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他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组织。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他，作了长谈，回溯往事。这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他的资历、身份，非同一般中共党员。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两次印刷的两千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无不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信徒，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

　　1936年7月，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自1920年起，毛泽东一直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要的必读书目之一，不仅自己喜欢读、用心读、反复读、重点读，阅读次数超过一百遍，对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几乎全能背下来，而且一再提醒领导干部和全党注重学习这部经典著作。

　　毛泽东阅读过他逝世前所有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本，甚至在晚年还学习英语，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有党史学者考证，毛泽东最早看到的《共产党宣言》并非陈望道翻译的版本，而应该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的油印版。但很显然，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被毛泽东列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版本。

　　周恩来读到《共产党宣言》要比毛泽东早。也是在1936年，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那是1919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他读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作。

　　1920年赴法留学后，周恩来和蔡和森、朱德、邓小平等人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蔡和森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见到陈望道，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这并不是客套，周恩来回国后，始终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在他逝世前一年，即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见到了陈望道。他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

　　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

　　刘少奇不但是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批读者，甚至可以说是陈望道的学生。

　　1920年夏，刘少奇、任弼时等六人到了上海，准备到苏联留学。他们每天到挂着“外国语学校”牌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戴季陶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陈望道经常来这里讲课，主讲内容就是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是他们能够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彭德怀是在参加北伐战争时读到的《共产党宣言》，1928年革命低潮时，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斯诺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在近代，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