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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9日 11:07:00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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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

李大钊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封面。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望道

山东广饶县《共产党宣言》纪念馆收藏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独秀

  1848年2月24日,英国伦敦一家印刷厂运出一批小册子,单本只有23页。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字斟句酌,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浑然不觉,吃得满口尽墨,还赞说“甜”。

  真理的味道,当然甜!这个青年叫陈望道,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方块字闪耀着《共产党宣言》的光芒,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国,让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陈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

  那天,陈独秀正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由他主创,内容是五四运动的延续: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6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结果,“西服白帽”的陈独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却还要等上半个世纪。

  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长居英国,文章误认他为英国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马克思”。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是,且不说《大同学》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这样零星的转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反响。

  最先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蕴含力量的,倒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马克思的中文译名,还有麦客士、马克司、马陆科斯、马尔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光看这些文章,恐怕很难想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当做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包括陈独秀,在五四前期还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论、进化论并列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的脑子也没闲着。他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陈独秀头戴毡帽,借了件厨师的背心穿上,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两人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党史上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而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也颇有因缘,他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实为旧交相知。

  《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老渔阳里2号二楼的厢房为陈独秀、高君曼夫妇的卧室,一楼的厢房和客厅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

  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

  李汉俊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是他担任编辑的《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创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仅仅一年时间,《星期评论》就发表了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又把《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引见给陈独秀。

  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在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但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曾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热忱。

  戴季陶和李汉俊都有留日背景,两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见如故。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戴季陶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

  戴季陶还曾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不赞同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上就不能认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戴季陶选择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转身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投机生意。惨败收场后,他辗转回到孙中山身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季陶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成了坚决的反共派。即便是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戴季陶仍进言反对,甚至曾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之时,戴季陶在广州服药自杀。

  1920年,初见陈独秀时,戴季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对陈独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词。陈独秀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也大为嘉许。戴季陶住在老渔阳里6号,与陈独秀的住处非常近,两人几乎朝夕相处,极为亲近。

  彼时,戴季陶正在为一个夙愿物色人选。

  留学日本期间,戴季陶曾经阅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之击节赞赏。创办《星期评论》后,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购买的《共产党宣言》,想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但再读之下,戴季陶深感力不从心,知难而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放眼当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区区数十人,谁有这个资格?

  邵力子给戴季陶推荐了一个小同乡:“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当时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陈望道的外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的。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还有几个名字,原本有机会早于陈望道留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

  其一是李伯嘉,又名李泽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这样记载:《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

  其二是罗章龙。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加入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辖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宣言》。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仅在内部传阅。

  但是,无论李泽彰译本还是罗章龙译本,都没有正式出版,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两个版本的翻译质量与陈望道译本更无从比较。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这个节点上,历史选择了陈望道。

  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而且亲自写信,替《星期评论》约稿,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随信寄去了戴季陶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

  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陈望道29岁,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还没有写出《修辞学发凡》、主编《辞海》这样的皇皇巨著,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时的陈望道,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也刚使用不久,他原名陈参一。

  陈参一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村,自幼聪慧,1915年留学日本。在《陈望道自述》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而最后,“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据曾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回忆: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陈望道年轻气盛,性格火暴,还有个“红头火柴”的外号。也就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师风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谓“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第一师范有个学生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抨击封建礼教。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一师风潮”得到全国文化教育界声援,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还是离职了。“红头火柴”陈望道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主动离职,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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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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