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尽显正义之师、文明之师风范　　

　　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对被俘敌士兵“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了“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把人民军队的俘虏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正义文明的进步体现。衡量一支军队是不是威武之师，要看它在战场上能否战胜强敌；辨别一支军队是不是正义、文明之师，很重要的一点，要看它如何对待战俘。国际法中虽早有要求在武装冲突中对非战斗人员给予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的内容，但真正以人道主义对待战俘的军队是中华大地上诞生的人民军队。

　　1928年2月，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愿走的发给路费”。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颁发《关于优待俘虏问题》的命令。1937年10月，毛泽东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解放战争中，彭德怀曾指出：“‘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是我们的阶级弟兄”。

　　实行宽待俘虏政策，是我军运用阶级观点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战场纪律，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建立于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立场之上。宽待俘虏贯穿我军俘虏工作的实践，为我军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提供了鲜明指向，成为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识，充分体现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历史进步性，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篇章。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对不愿留下的俘虏发放路费予以释放，并热烈欢送，国民党赣军杨池生对此发出“毒矣哉”的惊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宣传处认为，志愿军释放美军战俘的政策，“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

　　真诚感人的宽待政策。敌我双方关系的缓和，往往由感情上的接近开始，有了感情上的融洽和谅解，才能为政治上的接近奠定基础。人民军队的宽待俘虏政策是由以理服人、以诚感人的政策和行动组成的。

　　我军宽待俘虏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及时医治伤兵，满足文化娱乐需要，等等。困难时期，我军官兵宁可自己挨饿也不亏待俘虏。抗战时期，我党专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要求俘虏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干部战士高一倍。

　　另一方面，我军还从尊重俘虏人格出发，平等对待他们，不搜腰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不侮辱责骂，不歧视虐待，并且尊重战俘民族、生活习惯，允许进行正当宗教活动，给予通信自由和方便。某边境作战中，解放军对敌军某军官的金表和钻石戒指秋毫无犯，该军官称赞“解放军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人民军队是最讲人道的军队，人民军队的俘虏政策是最富人道精神的政策。这些宽待政策的严格执行，缓和了敌对情绪，促进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对争取外交主动也起到积极作用。

　　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注重对俘虏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促使其转变立场，是我军俘虏工作的一大创举，不同时期的俘虏教育改造各有特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采用上课研讨、个别谈话和参观根据地等方法，教育俘虏提高阶级觉悟，留下参加革命。抗日战争中，根据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创办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成为反战同盟战士，在瓦解日军的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解放战争中，我军针对国民党下层士兵组织“诉苦”“三查”工作，开展团结互助运动、立功运动，一大批“解放战士”通过“吐苦水，挖苦根，认清了阶级，认清了敌人”，出现了“随俘随补随教随战”的参军高潮。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对俘虏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依照《日内瓦公约》执行人道主义宽待政策。英国著名军事作家海斯廷斯指出，志愿军的战俘政策和对美国战俘的教育，给美国人在心理上“造成了重大创伤”。

　　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就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后迅速融化了。”他在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中进一步提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正是依靠出色的俘虏工作，很多战俘成为我军同一战壕的战友。解放战争中，我军从1946年6月的127万人，发展到1949年1月的358万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每次作战胜利后将大批国民党军俘虏转化为“解放战士”。粟裕曾回忆，“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1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部分“解放战士”为我军技战术改进作出重大贡献，如孟良崮战役后补充的国民党军整编74师“解放战士”，对我军山炮阵地选择、打扫战场收集无线电话机等提出改进意见。用陈毅的话说，“这些俘虏真顶用”。不仅如此，“解放战士”中还涌现了一批战斗英雄，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中的一等英模路新理，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的李和，天津战役中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孤胆英雄”傅泽国等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董彦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