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云雾，照亮神山村的“笑脸墙”。由27位脱贫户照片组成的“笑脸墙”上，彭夏英身着新衣，笑得格外灿烂。

　　两年前，在政府帮助下，彭夏英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这个早年曾因丈夫摔伤差点不堪家庭重担的女子，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神山村所在的江西省井冈山市，去年年初成为中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2017年，中国共有28个贫困县实现了脱贫“摘帽”，是中国设定贫困县31年来，第一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山区自然村经过水泥硬化的村道，现已是山区群众农产品销售主要通道。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扶贫先扶志，让贫困群众有心劲儿脱贫，让已脱贫群众加把劲儿致富，才能使老区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5年来，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下降到2017年底的3046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

　　“我们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2018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就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成为中国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招。

　　“好比一个鸡蛋，从外打破只是食物，从内突破才能孕育新生命。”江西省吉安市市长王少玄说，“激发内生动力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陕西省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村民正在养猪专业合作社里查看生猪养殖情况。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200多个行业扶贫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覆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涉及资金、土地、科技、人才等支撑保障，以全方位培育脱贫的内生动力。

　　激发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吸引人才资金等要素回流。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返乡创业成为热潮，带来“返乡一个，激活一村”的效应。

　　上个世纪末，杨忠朝离开家乡到昆明打工，从包装、售卖鲜花开始，十多年奋斗让他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后，他回到了家乡——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新村，成为“圆梦”花卉合作社的负责人。

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大竹箐村的两名妇女在蔬菜种植基地收菜。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如今，100多名村民在花卉合作社长期打工，其中就地转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务工48人，按照采花、拔草、打包等不同工种，他们每天收入可达60元至120元不等。

　　“在家门口打工能顾家，还不耽搁农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就像这花儿似的红火。”依靠鲜花产业脱贫的村民张美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只要通过掌握技术和资源，便能迅速进入社会分工体系，进而带领全家脱贫。

　　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发展都是催生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正在各地的扶贫攻坚中得到有效实施。

　　以江西为例，在托底保障、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系统集成、社会参与“五大原则”下，这个省建立了涵盖生活保障、就业创业、医疗保障、教育救助、社会保险、基本住房安全保障等全方位扶贫系统，大大增强了扶贫的内生动力。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改变农村“失血”“贫血”状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村独特资源优势转为发展优势，实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成为普遍共识。

　　位于秦巴山区的陕西省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村民常年生活、耕种在山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路还只通到山下，村里人买化肥磨面都得靠人背。在村党支部书记吴相琴带领下，如今已经通路12条，架桥15座，孩子们上学再不用跋山涉水。

　　地处陕南秦巴山区的白河县卡子镇陈庄社区，贫困户为社区茶叶龙头企业进行茶园管护而获得收入。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村里还建立了旅游、养殖、服装加工等5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串联起3到5名党员示范户，再由每名党员示范户带动5到10户贫困户。

　　走在丰收村，一排排陕南风格的小洋楼在山景掩映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没几个月就挣了上万元。”42岁的村民徐振兰刚送走一批游客，打扫着新盖的三层小楼。

　　和丰收村一样，今日的神山村，乡村旅游红红火火。为了让自家的农家乐扩大经营，彭夏英腾出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可同时容纳60人用餐。

　　“在家做饭还能赚上钱，这就是好日子。”彭夏英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农家小院。

　　2018年中国将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异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记者 杨一苗、沈洋、刘彤、杨静